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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之女:李鹏六四日记里暗藏的真相

“六四事件”可谓中共近三十年来挥之不去的政 治梦魇。2010明年6月,六四事件决策者之一李鹏的《六四日记》几经周折于中国大陆境外面世,对这段改写中国历史的政治事件有着详细评述。2010年7 月,同为六四亲历者、中共开国元帅叶剑英之女戴晴撰写系列文章《李鹏六四日记看点》指出,“党内的强硬派动用武力重新巩固了地位,80年代以来新兴的公民 力量被全面镇压,党内温和派也被彻底清除,再次上演了‘一方全赢,另一方全输’的零和博弈。”从学生和中共领导人两方面都克制的开端,到悲剧性的结局(老 同志执拗地抑止粉碎了英雄模样天真的年轻人和坚定不移的宿命论者的决心),历史的两方面的人来说,都似乎与人的本意背道而驰。全文摘录如下。

六四事件期间的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正门

这本日记,若说名声,可是大噪了好一阵子了——特别是当局不许它面世的消息传出之后。鲍朴选在今年将它推出,或者说,那个神秘的中间人选择今年将它塞给鲍朴,为什么呢?

 流传世间成为公共阅读品的日记,大凡分三种:一曰流水 细账,每日进项出款、吃喝迎送,书写者目的单纯,只为自己留个备忘。再一类是柔情百转之女或多泪多血之男,一肚子柔情豪气找个隐秘地方打发。这第三类就是 多少带些自恋癖、或者自认为历史绝不该忽略自己的人物了:他们或者自己提笔、或者倩人捉刀,推出乔模乔样所谓“日记”——其实是对自家建功立业的自诩。

 这本《关键时刻》(李鹏六四时期的日记原计划在 2004年、即六四15周年时出版,当时定名《关键时刻:李鹏日记》,但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否决公开发表,只容许印刷小量在中共高层内部传阅。——编者 注),毫无疑问属于第三类。虽说其调阅秘密档案(包括在可以拿版税)的权力(注意此处确为权力而非权利)无人可比(读者朋友一定记得软禁中的赵紫阳想参阅 一下文件而遭拒的情景),气势也不可说不恢弘,可惜最后出手的这十五万字,一点也没能给他加分。

 日记作者说“其中许多情节是鲜为人知,第一次公诸于世的”——究竟哪些,他没有明说。如果从世人关心的角度,或者说,从“六四悲剧”里边最为要害的待解之谜而言,《日记》颇有若干看点——比如“4·26社论”。

 胡耀邦离世,民间诸多不满发泄出来。赵紫阳坚持,“只 要学生不搞打砸抢,我们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在胡的葬礼和自己出访之前,即4·19日,赵前往真正掌权者住处,“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 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到4·23日临行前,常委一班人对邓和赵共同确定的处理学潮“三条原则”(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 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为)并无异议。

 不料,用当时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年的话说,4·23下午赵出访,4·24李鹏就(召开常委会)听北京市汇报,4·25给邓小平汇报,4·26发表社论,三天之内就给学潮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动乱”的性。

 早在二十年前,论者就已经看到,这里边的关键是登门激 怒邓小平,继而将邓的狠话放进社论。总书记出访,一线指挥权交给李鹏之后局势如何发展?《日记》这回不仅透露早在4·21日,“军委杨尚昆副主席下令紧急 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1500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 全。”对于诱导邓小平讲出“极有份量的话”,《日记》说:4·23日,总书记离京,李鹏很不爽,觉得“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 在”。杨尚昆此时有了动作。《日记》说:“在这时,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

《日记》详尽给出“邓小平(4·25)讲话要点”。这 本是一篇只讲给他和“尚昆同志”听的话,连这本《日记》里也没有说邓有指示让他们传播——与此相反,赵紫阳记得,到后来,在5·17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 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事实是,当天下午,总书记出访期间主持工作的李鹏即作出 决定,在党、政府和北京市三大系统传达;当晚起草“4·26社论”——学运升级。

 《日记》(4月20日)里还有一则邓家绝对不喜欢看到的爆料——事关独裁改革家邓小平怎么一次再一次痛斩一线工作大将:

“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已明确是在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 夫之间进行。虽然去年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小平同志亲自定了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是由两位总书记,即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进行正式会谈,小平同志和我与戈的会晤 都叫会见。但最近小平同志在接待方案中作了改变,明确提出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为正式会谈,而赵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由会谈改为会见。”

读者记得苏联在中共夺权、掌权征途上所扮演的角色吧? 到1989年春夏之交,绝交三十年之后,毛泽东的继承人(即退位而不交权的邓小平)如何在续交的历史舞台上出场——李鹏的这本日记将邓的忐忑、瞻顾、患得 患失揭示出来。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怎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平实的叙述,会掀起如此大的风浪。

 争功诿过,本是李鹏推出自己《六四日记》之原委,无奈他使用的“功”“过”标准,竟然与20年来世界大潮,与日渐苏醒民众的判断,与有志于将六四开拓的权贵资本大业闷声稳住——“得好儿绝不卖乖”——之意愿过于相悖,于是,连自己同一战壕的前后同志,都嫌他说得太多了。

 李鹏其实没那么“弱智”。说得多,不就成篇,整段引用不容撼动的意识形态么?至于20年来变得不那么“政治正确”的,他可是没有掉以轻心:但凡与当轴意愿相悖,不管当年多么风云,多么功勋卓着,也绝对不说。所以,找找《日记》里边少了什么,也不失为一个看点。

 少了什么人呢?一是当年坚定的好同志,竟在后来的,本该翼振云霄的90年代吃了瘪:比如陈希同,杨白冰。二是镇压者真正的“对头”,顽抗到底的领袖人物李录。

 吴国光在他近作《李鹏日记初读》里,给出一个推断: 《日记》(包括《邓小平年谱》)隐瞒了一个重大事实:早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邓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李鹏;正是这个密令,认定学生运动为‘旨在 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并确定了一系列的强硬应对方针。”有道理。但我愿意在这里给出另一个解说,在文档没有解密,而参与者又拒绝开口之前,供大家推 敲比较。这就是:并没有这个4·23密令。邓小平一周之内(4月19日-25日)态度大变,是受到了挑唆。《年谱·附录》对那个不寻常的“4·24晚政治 局常委碰头会”的详述,实际上事后为邓小平的4·25召见讲话推脱历史责任。

 但是,正如吴国光所说,李鹏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头,包 括那么大的能量,赵紫阳前脚走,后脚就把人大万里,党头儿宋平这样的大帽子,以及与他意见并非一致的胡启立,田纪云一干人召来,正颜厉色大抒无产阶级正气 呢?吴国光是不是忽略了两点:第一,宁“左”勿右的“毛记”政治文化传统对所有政坛人物透骨入髓的浸淫——哪怕“思想解放”十年之后;第二,北京市长陈希 同。

 陈市长秘书出身,1987年底进中委,半年后任国务委 员。正是他和李锡铭,在4月23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当天晚上,急急找到万里,要中央常委开会听取汇报。赵紫阳说,“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就召集了事关重大 的“4·24政治局常委碰头会”:陈希同代表北京市做“主体汇报”,放言“学潮的矛头……实质上是对准小平同志的”,“中央有黑手”……等。也是这个陈希 同,在4·27游行当局克制没有镇压之后,他没有为这罕见的双赢局面欣幸,而是“一肚子气,说学校基层干部感到被出卖了”(赵紫阳语)……所有这些表现, 包括5·18日中午陪李鹏见学生代表;镇压后看望,慰问戒严部队;还有6月30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平叛报告”……他与李鹏无丝毫分歧啊。

 但他的名字从《李鹏日记》里消失,消失得干干净净,干净到不能不引起我们读史人的注意。

 第二个从《日记》上消失的功臣骁将:杨尚昆之弟杨白冰。

 和陈希同一样,他也是四人帮倒台后调北京,进中委,到 89年春天,以总政治部主任身份任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5月底临场受命,以69岁高龄,担起戒严部队总指挥。“一举粉粹首都反革命暴乱”之后,该年 11月,晋身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主持起军委日常工作来了。当时谁也不好说什么,立了头功嘛!但随后在邓最不爽(愧恨交加仍须硬撑着?),不 得不自己跑到深圳去振兴危局的时候,竟然上杆子明言邓记改革须由他们掌了军权的“保驾护航”,这还不算,居然接着提出一份打算由自己提擢的将军名单(多达 百名!)……军委主席江泽民怎么摆?邓小平不挥泪斩将已不可能。

 陈希同看上去没这么跋扈。想当年三大直辖市,上海天津 没动一枪一炮,两名主管,小平同志一句话,都一步蹿到最高层,“始作俑者”(赵紫阳语)的他呢,虽然后来也捞个“陈政局”名头,没想到率先腐败的北京一帮 子,恰恰好触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的做秀霉头上。

 至于第三个有意避讳的角色,是为达成天安门镇压局面同为功不可没者——从零星面世的资料与回忆文字中,已知有一位突然冒出的“民运领袖”李录:每个关键时刻都表现出革命家绝不妥协的卓绝品质;凡出现和缓局面必毫不留情予以摧毁。《日记》几乎不提他,或许有更为隐秘的考虑?

 投入自己的钱,在香港出版“被(大陆)剥夺了出版权利”的《李鹏六四日记》,不管怎么着,鲍扑作出这样的决定,总有几分为作者伸张正义的效果。无奈正式推出前夕,遭遇“某个机构”约谈,最后根据“香港版权法”,取消原计划。

“某个机构”何方神圣,鲍扑没有说——或许他自己也弄不真确。往大里说,自然应该是21年前气焰万丈地“平息反革命暴乱”,而后将其更名为“动乱”,最后定为“一场风波”——而且顶好没人再提起——的当局。

 当局此愿,不但当年被残害,被关押,被整肃的人不买账,有权了解真相的后世人也不认同。但世间居然有手上沾了血(包括抽像意义的“沾血”,即无由推脱的道义责任)依旧充大个儿的,李鹏之外,吾尔开希算不算?

 多少重大揭秘的书籍在香港推出了啊,怎么“某个机构” 偏偏不放过这本呢?平心而论,《李鹏六四日记》洋洋十多万言,还真没曝出什么世人切望但毫无所知惊天黑幕。“凶狠社论-戒严-武装清场”三大步拍板皆出自 邓小平,20年来其实已是朝野共识。但通读日记,有没有让人觉得心头一震的地方呢?别人不得而知,就本笔者而言,确有几处。比方说,姚依林行状之记录。

 应该说,在关键的5·17邓家峰会上,五名常委,对“军队进京实施戒严”的态度究竟是3:1(胡启立弃权),还是2:2(乔石弃权),就底色,情感而论,与陈云最为贴近的姚依林选择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并没有悬念。但他具体如何站呢——在关键的三个阶段?

4月16日,李鹏出访回京,两名副总理接机。《日记》 说:“依林同志告诉我,因为耀邦同志去世,北京有几所大学不太平静,一些学生张贴了小字报和大字报,在内容上有为胡耀邦鸣冤叫屈的,也有攻击党中央,甚至 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同志的。”——结论下得比“始作俑者”们(赵紫阳语)早?

4月18日,虽然赵紫阳坚持“只要学生不搞打砸抢,我们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日记》主人还是在会后专门到姚依林办公室交换意见:“我们两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学生正在酝酿一次新的大规模学潮。”——“敌情”?

 到5月1日,社论已然发过,赵紫阳也出访回来。《日 记》说,在常委扩大会上,“锡铭提到‘团结学生会’……姚依林同志说,匈牙利搞多党制,结果把国家搞乱了。”——“学潮”已经被上升到“政治风潮”。风潮 之源头呢,在赵紫阳为和缓局面发表“亚银”与“五四”讲话当天,李鹏记载:“我去见姚依林同志,商讨当前的局势和政府工作。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 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这是姚依林么?阶级斗争嗅 觉,敌情观念,包括见猎即心痒难熬:快成康生门徒了!李鹏接着说他闻听此言之后自己的感慨:“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并且久在中央工作,斗争经验丰富。他的 两点质疑,确实发人深省。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他的观点。”——注意“发人深省”。似乎是,从这时候起,天安门悲剧纳入中共内斗正途。

 到了5·20,当胡启立给中央常委写信,对军队针对学生,是否将发生流血事件极表忧虑,李鹏写道:“对此信,姚依林批示,要尽可能做到不流血,但不能要求完全不流血,不动武,那将束缚自己的手足。”——这是高决策层!开这样的口子:血洗之责,邓小平之外,又添一线姚依林。

 《日记》给出的姚依林,百分之百真确么?如果李鹏没有 说谎,读史人如何将这样一副狰狞面目与半个世纪前那个清华化工系高材生,那个以“党龄一月”之党员(而非党组织)身份策动“光荣伟大12·9运动”的18 岁青年相联系?“学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直作为社会推进力被描画得熠熠生辉。莫非你们当初向宋哲元当局情愿,不是出于抗日,出于爱国,出于青年学子 最可宝贵的正义追求与献身情怀,而是早早地就打起了“可取而代”的主意?当这主意十多年后成为现实,当年的学运头目也爬过尸身白骨,一步步成了新的党国顶 级领导——从不胜寒的高处,只能以这样的心胸向下俯视?

 早在4月24日,对涌上街头悼念胡耀 邦的学生们,李鹏就已给出如下描述:“不是一般的游行,示威,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到了5月下旬,更与“老同志 们”有了如下共识:“在根本问题上不能退。要退,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执政了”;陈云说得更透彻,据《日记》载:“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 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问题严重到如此程度,岂能不调动野战部队,“大军压境”,“不惜流血”?但敌人是谁呢,——面对这批身经百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5月27日向中顾委汇报“动乱”的时候,未经询问,取证,庭辩,审理,李鹏其实已然将“党与共和国的敌人”开列出来,也即“学生背后(具有国际背景)长胡子的人”。具体有这么五拨儿:

 (1)赵紫阳(李鹏此时用词为“总后台”)的秘书鲍彤所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包括“受政改室领导的‘三所一会’”;

 (2)戒严前夕在蓟门饭店开了一个“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后台“精英”们;以及由此延展出的“指挥天安门动乱和暴乱的司令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3)方励之,李淑娴夫妇;

 (4)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急先锋“索罗斯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

 (5)党内的自由化分子(“发动人大常委签名立即召开紧急人大常委会”)。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赵紫阳当时还在总书记位置上,鲍彤 也还没有被拘捕;“精英”们到蓟门饭店开的那个“爱国”会,其实是在劝说无效之下,大家绝望中想到“与其让军队把学生赶出广场,不如由老师们把学生绑回学 校”(陈子明语);至于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那是经正式审批后,自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推进社会开放”的常规活动。比如笔者本人作为申请者就正 在做“文革亲历口述史”和“文革认罪书集成”;中央美院教授杨先让得到一小笔资质正在走黄河。该基金会不仅与89年春天的社会动荡无关,担任中方主席的, 早在1988年就换成国家安全部于副部长。至于方励之,胡绩伟等——正宗忠勇共产党人是也。唯一能扯上些干系的李淑娴,以我的观察,应属心理而非政治范 畴。

 但他们被当敌人,须由装备了直升机,新型坦克,火箭炮,狙击手……的正规军来对付。对付的结果,已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方法论教授邹谠做过最精炼的陈述:

 党内的强硬派动用武力重新巩固了地位,80年代以来新兴的公民力量被全面镇压,党内温和派也被彻底清除,再次上演了“一方全赢,另一方全输”的零和博弈。

 邹谠是国民党坚决反对联俄容共的“西山会议派”首领人 物邹鲁之子。1987年,曾以美中文化交流身份住在北大芍园。记得笔者前往与他做“学者答问”的时候,脑子里还曾小心眼儿地掠过“不知乃父精神在邹教授身 上有何样体现”这样的想头。后来,一次次接触,学问道德崇敬之余,竟然令晚他整整一代,并且在当时还有着中国共产党党籍的笔者黯然神伤——为这位说京片子 的广东大浦人时时流露的对故国的挚爱,为他对共产党改革倾注的厚望,为他感受到刚刚萌生于知识界的普世倾向时的由衷欣喜……无论从情感还是学理,邹谠都不 同意以激进的方式变革社会,但他还是愿意用最大的宽容和谅解,看待国民党和共产党从事“社会革命”的恳切愿望。他认为“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一批仁人志 士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和各个领域中的危机”。他不肯(或者不忍)把执政者放到个人独裁的“极权主义”名下,而代之以读者 相当陌生的“全能主义”——以这样的心怀与期望,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发生了。当局大开杀戒之后,他大病一场。

 友人告诉我,后来,辗转病榻之际,“风波”中一个个环节逐渐曝光,他最终获知,在中国当代特有的“全赢”“全输”两造间,尚有零星读书人,肯于将现代协商与妥协精神带到现场。从彻底失望里返回,他写道:

 在不到七个星期的时间内,从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四日,中 国的事件走完了从动员到镇压的前后相接的全程。在每一个暂停时刻,在每一个转折点,都似乎存在着可以选择其他途径的机会。然而,那股希望奇迹般地改变中国 的动力,遇到了虽充满裂痕,但仍不能一下推倒的权力金字塔。从学生和中共领导人两方面都克制的开端,到悲剧性的结局(老同志执拗地抑止粉碎了英雄模样天真 的年轻人和坚定不移的宿命论者的决心),历史的两方面的人来说,都似乎与人的本意背道而驰。当学者回过头来分析时,如果我们准备用不同于老同志和极端学生 的假设去看这场政治博弈的话,每个悲剧性的错误都有一个解释,每个失去了的机会都提供一个可供学习的教训。

 从写于2003年的《六四日记》看,以个人功业为最高 目标的李鹏没有丝毫的学习精神。他已经“全赢”,更继续赢下去——只看看此后二十年,他的家人如何借助无人敢于挑战权势,对国民共有资财所实施的攫夺。 《日记》披露,他曾经亲自主持对赵紫阳两个儿子的调查。此大赢家敢不敢请求组织查查他的家人,哪怕仅仅把他李家的收入公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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