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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毁灭:一场失败的少数民族汉化实验

问题的提出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一方面,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对游牧性质的鲜卑民族进一步融入“中原文明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进一步巩固了北魏政权,并推动了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是问题来了,孝文帝改革如此卖力,成果也异常显著,为什么在不久之后,政权会被轻易颠覆呢?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孝文帝改革成果被颠覆,与鲜卑族中一部分力量对“汉化”的仇视与反动有关。

但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接下来,就由笔者来同各位探讨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吧~

●“山雨欲来风满楼”

政权的开创者们,在“创业”的过程中,的确辛苦异常。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问题都可以伴随着武力征伐而得到解决,北魏正是如此。在帝国的皇位传到第五位皇帝孝文帝手中时,长时期积压的问题已使帝国的操盘者们不得不加以关注了。

在北魏帝国的外部,割据南方的南齐政权不时兴师北上,对北魏在江淮一带的据点进行侵袭。另一面,塞北一带的柔然部族也频频向北魏的军镇发动攻势,让北魏颇为苦恼,自己的生存环境也因而愈发险恶;而在北魏帝国的内部,则存在着大量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编外法民”。

他们在战乱时期,或依附于地方实力派,或以“贵族奴仆”的身份来逃避国家的赋役摊派。地方势力也因此得到了重构与强化,从而成为了北魏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重新统一起北方的北魏政府可谓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而北魏建国之初,汉人士族崔浩因为“修国史直言不讳”(实际上,可能同崔浩坚持压制鲜卑贵族世袭特权有关)一事而触怒鲜卑贵族,结果横遭“灭门之祸”。

崔浩的悲剧不仅没能解决北魏上层的权力之争,反而使本已被帝国上层刻意淡化的“胡汉民族矛盾”再一次升温,并与上层权力的角逐交织在一起。潜在的各种矛盾也时刻存在着进一步激化的可能。

崔浩像

●“冯太后”的“改革公关战”

当北魏的皇位传到冯太后的儿子(非亲生)献文帝(英年早逝,皇位不久便传到其子孝文帝手中)手中时,潜在的危机已逐渐开始浮出水面。朝廷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势力争斗,逐渐演化为权臣对皇位的架空与觊觎,一些权臣也因“德高望重”而愈发的肆无忌惮。

但冯太后不是初出茅庐的政治新手,她选择了暂时的沉默,并对朝廷各方势力的角逐采取了坐山观虎斗之态势。在其陷入纷争之时,冯太后果断出击,对朝廷内的各方势力,或拉拢,或压制,或做出政治承诺,并最终扫除权臣而成功把持了朝政。冯太后的这一手,无疑为她下一步的政治改革扫清了道路。

冯太后早年曾在北魏文成帝身边“随王伴驾”,而文成帝重用汉人与选用汉仪的治国策略,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使得她同文成帝一样,对汉文化抱有一种亲切感。但长期处于北魏宫廷所积累的政治经验告诉她,改革的进行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则在于冯太后本人在改革发动之前,能否为自己争取到足够大的支持力量。

于是,在冯太后主政时期,在选用人才上不仅“胡汉并举”,选用了大量汉人精英与鲜卑贵族进入到北魏中枢;还实行了魏晋时期给官员发放固定俸禄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贵族势力胡乱征派赋税的特权);在农业经济恢复上,冯太后更是不遗余力推行“均田制”(把无主荒地收归国有,并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让他们耕作,同时规定其为国家应承担的义务),以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冯太后的这些努力,为之后她的爱孙——孝文帝的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也正应了一句歇后语——“耗子拉锹子,大头在后头。”

“无冕女皇”冯太后像

冯太后逝世之后,孝文帝也已长大成人。青年人所自带的“渴望建功立业的热情”,与少年时代对“冯太后改革”的深刻印象,让这个年轻人更坚定了将改革深入到底的决心。孝文帝除了继续坚持对地方势力加大打压力度、并将大量“编外法民”纳入到国家管控的体制内的政策之外。还以政府行政力为保障,在中央强制性的掀起了一场“汉文化的改造运动”。

如孝文帝下令将原先的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只准说汉语、穿汉服等等。为了达到彻底改造的目的,孝文帝还以“南下伐齐”为名,将北魏的都城由原先的平城(今大同)迁到洛阳,北魏的政治重心也在无形中顺势南移。

但是,也就在孝文帝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鲜卑贵族内部,因为汉化改革的进行,也出现了断层与分裂。

●被人操纵的“军镇兵变”

自从孝文帝南迁都城到洛阳之后,跟随南迁的鲜卑贵族们逐渐融入到了“汉文化圈子”中。或吟诗作赋附庸风雅,或以此来强化自我特权地位的“合法性”,再加上洛阳地区在孝文帝的建设之下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华,优越的生活条件与相比塞北地区更显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得南迁的鲜卑贵族乐不思蜀。

但是他们几乎也忘记了,在塞北负责“留守老家”的,还有相当一部分鲜卑族人。他们对于汉文化本身仍抱有一定的戒备之心,而更让他们倍感寒心的是,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没有使他们得到任何实惠,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为了洛阳政府的“幸福”而时时刻刻提防柔然的侵扰。在冷酷的现实之下,这批人对于北魏政府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终于,长期积压的不满如火山般喷发了。一天早上,冻饿交加的一批士卒要求看管粮仓的官吏为他们提供粮食,结果遭到了拒绝。士卒们发一声喊,当即占领了粮仓,并分头占领其他政府部门,北魏政府在塞北的军镇沸腾了,这就是著名的“六镇起义”。起义军的决策上层多为基本未汉化的鲜卑族军官,他们在控制了军镇的局势后,当即南下,试图报复曾经冷落他们的“洛阳汉化集团”。

北魏政府在得知消息后为之一震,立即发兵镇压。终于,起义军在北魏政府军与柔然等夹击下遭到失败,但是北魏政权也因此元气大伤。而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地方实力派尔朱荣部却趁势做大,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尔朱荣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从北魏“中央军”的表现上,逐渐察觉到了洛阳政府的外强中干;而他本人对汉文化又抱有极深的成见;再加上他在消灭起义军后,大量战俘的投效使自己实力大增。尔朱荣的野心也因此愈发膨胀,当即率兵进入洛阳,并在之后的几天内,将北魏大部分上层官员诱骗至河阴加以屠杀。北魏中央政府也因此而被尔朱荣架空,并为之后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曾叱咤风云一时的北魏政权,终未免于上层被尽数屠戮的悲剧。而回顾过去,造成北魏政权崩溃悲剧的根本原因,正是北魏在塞北地区的军镇起义所导致的。进一步深思的话,军镇鲜卑族官兵的怒火,也正是因孝文帝在汉化改革过程中对权力等分配失当所起。

孝文帝在主持政事时,毕竟还是一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年轻人。因为但凡是政治上的改革,不仅需要改革者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魄力,也需要改革者长远的规划与配套措施的布置与执行。可是在这些方面,孝文帝作为一个政治家,显然是不能打高分的。

固然,鲜卑族融入中原文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他“强制性”的“汉化”改革,却在无形中撕裂了原先定都于平城(今大同)的鲜卑贵族集团。跟随他前往洛阳的一部分鲜卑贵族通过亲近汉文化而得以作威作福,而留守塞北军镇、并排斥汉化的鲜卑族人却遭到排斥。军镇官兵起来反抗洛阳政府的动机也就一目了然了。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隋唐制渊源略论稿》 商务印书馆

2、韩昇《隋文帝传》 人民出版社

3、陈寅恪著 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贵州人民出版社

4、阎步克《波峰与波谷》 北京大学出版社



TAG: 少数民族 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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