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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焦点:泛民主派的烦恼

(大华新闻网泛民主派这个招牌,在香港历尽沧海桑田。从最初殖民时代反抗港英政府滥权统治的蓬勃社运,到1970年代“保钓运动”及80年代“民主回归中国”的爱国底色,再到九七回归前不甘于听命安排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尝试,岁月的积淀令它成为了香港精神的代言其一。

被西方命名为“雨伞革命”的占领中环示威运动,却意外地为香港泛民主派带来了政治裂隙(图源:Reuters)

2003年以后,此类别的更多新政党及组织相继崛起,并与一些老牌政党相约,造就了更劲的政治影响力。但其后,泛民内部在抗争手法与阶级立场上渐现分歧,并逐渐裂解出不同派系,而以“本土排外”、“政治自决”为旗号的本土政治团体,亦正在挑战泛民曾经的领导地位,加之不断被传媒曝光的派系内部丑闻及利益纷争,令泛民走至今天似乎已再无法代言香港民间的反对力量。在本土与建制之间,在招牌贬值之前,面对现下的日渐式微及各重挑战,泛民的困局已逼至眼前。

“泛民更替”还是“更替泛民”?

 不久之前,在台湾一场由中国分离主义者主导的论坛上,香港政治名人戴耀廷一番“中国各族群未来或许可以考虑成为独立国家,或成为联邦”的言论,引来了如潮谴责。对于是次饱受舆论批评的“书生论政”,一些泛民人士表面上虽依旧力撑戴耀廷,但不少人私下也埋怨他的言论近乎于狂想,嫌其帮倒忙。民主党、公民党及专业议政等行事谨慎的政党和团体,除了参加该阵营声援戴耀廷的联合声明外,也各自再出稿,表明自身反对港独的立场。

 作为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戴耀廷是几年前一场由政治抗议者在街头搭建营垒,最终令香港“心脏”地带的空间运转瘫痪了79日的发起人。这一年,在争取更直接选举制度的道路上走了数十年的泛民,却因本是彰显群体意志的雨伞运动,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分裂。

 事实上,早在2010年一次对香港政改的重新商讨时期,以争取绝对普选为最重要目标的泛民,内部之间意见已经分化为相当典型的两派。一派如旧认为,得不到北京对香港给予全民直选的尽数承诺,一切所谓“循序渐进”的改革都是妥协与背叛;另一派则认为,在争取对“真普选”终极承诺的同时,也须珍视每一次阶段性改革的机会,给未来香港的普选到来铺设一条改良之路。基于此,前者被视为激进的泛民,后者则被喻为温和的一派。

 彼时,激进派为了逼迫北京对2012年的那几场重要选举完整放权,而将全部能量投入于发起立法会“五区总辞”的方式,但因此法在民间引起巨大争议,甚至遭到了温和泛民的杯葛,最终冷淡收场。另一边厢,一些温和派成员与此同时选择了与京官谈判,并成功游说北京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改良方案,最终收获了在接下来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中,增加了民主直选的席位。

 按理来说,香港政府及北京官方后来提供的制度方案,已经是香港政改路上难得的进步,毕竟这代表了京港双方愿意各让一步,求得共识,促成进展。可吊诡之处,是这种进步却没能凝聚泛民,反而令它元气大伤。一方面,力主谈判的温和派被部分激进派强烈抨击为“卖港”之徒,激进派甚至为此专门成立政治团体人民力量,四处狙击前者,造成了彼时泛民空前的内部撕裂;另一方面,泛民内讧持续不断,但激进路线自身也不能争取到北京在政改议题的取态扭转,因此令支持者普遍感到失望。

 最感悲愤的,是一直以来走实务甚至中间路线的政治倡导者。他们一直以理性之姿,希望取得议政的最大公约数,既想维持与北京的协商气氛,同时也能实质推进政改,但在香港政坛,这一群体正持续遍偿指责并逐渐退居为政治光谱的边缘色。

 最终,“抗争下一站”、继续声索更多选举权限的“占领中环”,在2014年制造的破坏力,为香港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意象,并加剧了泛民的分化。据悉,在这场激进行动的策动中,与戴耀廷死命抗争形象不同的另两位发起人:牧师朱耀明和学者陈健民,已对前者有可能致头脑燃热的参与者们最后身陷囹圄,而在小范围的政治圈内表达过强烈不满。

 而自2012年后,从反国教到雨伞到本土光复乃至旺角冲突等各类街头行动,参与者大都系年轻一辈。在屡次的行动当中,年轻的行动者不断祭出泛民以外的身份,瓦解着后者在公民社会的龙头地位。在自身取舍、变革的路径仍未清晰之前,秉持日趋极端、异化政治主张的本土激进新势力,已经提早地把泛民要面对的更替困局逼至眼前。在那些把地域国籍与社会问题一道捆绑为前途问题的政治新世代看来,香港的出路唯有与母体割席,而等待“泛民更替”已经太迟,或许更该做的,是“更替泛民”。



TAG: 占中 泛民主派 雨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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