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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字报上街 中国仍在毛邓遗产之间左右纠结

大华新闻网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对执政的中共、中国政府,还是民间,毛泽东邓小平都是绕不开的存在,他们的政治遗产不时在舆论场中发酵从而左右政治局势,甚至因不同观点互相碰撞而引发激烈的左右争论。这当中,中共未来政治走向是否是要“扬毛抑邓”,尤为外界关注。

11月17日,中国海外媒体发布“北京街头惊现数十张为文革翻案大字报”视频信息,后经媒体查证确认,事发地点并不是在中国首都北京,而是在中国中部省份河南省会城市郑州,翻案文革的大字报就出现在该市荆山人民广场的毛泽东塑像近旁。

 从视频上看,数十张彩色喷绘、格式规范的大字报,整齐悬挂在人行道两侧,其内容以颂扬中国已故领袖毛主席“丰功伟绩”为主,一篇鼓吹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标题极为醒目称,“文革注定是人类文明之灯塔,不主动接受,那就被动承受”。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近年来成为中国社会左右之争的“必选项”(图源:VCG)

许多在这个人民广场出现的大字报落款都是“郑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今年夏天,中国一些地方的毛左派人士集体公开声援深圳佳士工人组建工会和维权行动,郑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都积极参与了声援活动。

挺毛挺文革大字报上街政治背景

目前可以明确的是,郑州街头出现的为文革翻案的大字报是民间活动,并非中共官方的政治诉求。尽管出于复杂的政治需要和算计,此前官方重修历史教科书,对涉文革章节进行了大修,淡化了文革的灾难色彩以及毛泽东在其间的作用,但是这不能简单视为中共准备对文革进行翻案。

就如同美国社会不同阶层对全球化持有不同感受与看法一样,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及两位政治领袖的不同政治遗产也持有极为不同,有时甚至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的政治见解。

尽管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通过否定毛泽东的文革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从而开启其后40年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使中国告别极端贫困、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在中国社会和民众中,对中国改革开放造就的目前政治经济社会局面,并非“一边倒”赞成,这当中不乏“改革开放失意者”对邓小平遗产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譬如郑州大字报事件中就有称,文革是好事,现在应该再来一次。显然,他是在引用毛泽东的话,毛曾称文革应该“七、八年再来一次”。还有观点指文革会有效地治理中共官员腐败现象,对于贪官构成威慑,用文革中抄家的方法可以把贪官的非法所得公之于众。

中国一部分社会群体“非邓”之后,转向毛泽东。

重庆事件中,中共原政治局委员、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未公开的政治纲领就是“回到毛泽东”,他在重庆倡导“唱红打黑”,就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利用中国民众对政商腐败、贫富悬殊以及劳资关系的怨气,来进行其个人的政治动员,从而服务其个人政治擢升。

中共通过高层集体决策解决了薄熙来问题,但是薄用来进行政治动员的民众对腐败、贫富悬殊以及劳资关系的怨气还在那里。

中共政治上是在“扬毛抑邓”吗?

其实,一直不为一些西方中共政治观察者以及中国国内左右政争者所接受的是,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一体的。毛是邓走向中共政治核心层最大的支持者提携者,而邓一直心领神会并在毛去世之后对此仍持有客观冷静看法。

1957 年,毛泽东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会谈,毛谈及自己的几个可能的接班人人选。

“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而相比毛泽东的天马行空似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邓小平更加务实和实际。毛常常从高深莫测的哲学论述中去寻找改造历史的灵感,邓更擅长去华尔街亲身感受现实差距。在严酷的国际竞争中,邓看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是一条死路,共产主义事业不突破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传统哲学框框就没有希望。

薄熙来以“回到毛”为政纲,这曾引动中国社会上对改革开放持不满态度的民众的政治骚动之心,但是他们不愿正视,中国已经没有可能“回到毛”“回到毛时代”。且这一群体政治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问题,诸如政商腐败、贫富悬殊以及劳资关系等,但是他们无力提出哪怕是稍微现实实际一点的解决方案。

一切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负面问题,都只能通过继续扩大改革开放来加以解决。

基于此,目前舆论场上一些捕风捉影的所谓“政治内幕消息”,诸如中共正在“扬毛抑邓”、中共执行了一套“去邓化”的政治路线、中共正在“回到毛”“回到文革”等,仍然在沿用政治斗争的单线思路去解读更为复杂宏大的中国政治现实,因而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古今中外,政治领导人换届都会伴随着政策调整,但不能仅仅依据若干政策调整就得出简单的政治结论。

中共舍继续改革开放没有路可走。

中国社会毛邓之争的未来出路

傅高义在其《邓小平时代》一书提醒读者注意邓小平取得成就的艰难环境。

邓小平改革开放未竟之业成当下中国左右之争源头(图源:VCG)

“无论中外,在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穷困对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

或许,更不为陷入左右之争不可自拔中国各社会群体所知的是,即使是在傅高义这一以西方学者视角撰写的邓小平传记中,傅也看到邓与毛泽东高度一致的一些政治原则:捍卫中共的地位,对于他们认为威胁到社会秩序的人,一向毫不手软;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在中共领导下,还是单一强大的权威说了算。这从文革中毛先是打倒各级政府组织,其后又在军队的强力介入下回复政府以及党组织权威这一举动可知。

中国过往五千年的历史告诉世人,中国人厌恶、难于接受混乱和动荡失序。中国历史上有二十四个封建王朝,中国不缺乏对军阀混战、混乱失序的历史记忆。

对邓小平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所有的改革,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接班人需要解决以下难题: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遏制腐败;保护环境,从经济增长以外寻找合法性来源等。

中共改革开放历史有一个方法论叫“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法则最先由中共元老陈云提出,后经邓小平接受和鼓吹而广为世人所知。即使到了今天,大胆尝试与百无禁忌探索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是,对于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绕着石头过河”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只能直面并加以解决。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围绕中共党建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然而面对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左右之争,中共没有可能用一个命令、一个表态、一个纲领、一个理论就能加以弥合和彻底解决。中共此前提出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甚至官修历史教科书淡化文革争论,都没有有效弥合左右之争。

邓小平曾经说他有一个发明,就是“不争论”。平息当下中国社会形形色色打着毛邓旗号的左右之争,只有通过改革实践对一系列社会问题加以有效解决,并在继续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成绩新突破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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