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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来鸿:“一国两制”在香港走样了吗?

(大华新闻网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主张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结果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回应中,利用台湾人普遍排斥“一国两制”的心理,直接拒绝了习近平的提议。

长期以来,“一国两制”在台湾已经被污名化。究其原因,除了因为台湾社会的独立意识、对大陆心存戒惧之外,还由于不少人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不断被染红,他们不想台湾重蹈香港的命运。事实上,在习近平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后,就有一些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港人公开向台湾喊话“切勿相信‘一国两制’”。

那么,台湾人惧怕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真的走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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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一些港人乃至台湾人,之所以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出现走样,无外乎以下四个原因。一是香港回归中国以来,陆港两地发生了一些争拗,从普粤之争到内地水货客涌港,诸如此类,屡屡爆发的摩擦,不断从社会心理层面激化陆港矛盾,让一些港人产生被内地侵入的不适感。二是一些北京涉港机构和官员不当介入香港内部事务,尤其是在特首和立法会选举时存在加持特定候选人的现象,滋生港人逆反心理。三是北京在香港回归之前和《基本法》承诺的普选,迄今并未完全实现,令香港政制发展陷入僵局。四是近年来伴随着北京在维护“一国”的强硬立场和实行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抓手的陆港融合发展政策,令相当一些港人在回归之初所习惯的“井水不犯河水”正在发生显着改变,难免感到无所适从。

若只是简单看这四个方面的原因,一些人确实容易担忧“一国两制”在香港出现走样。这也是港独思潮用以攻击北京和“一国两制”的主要依据。但细细深究这四个方面的原因,会发现问题绝非想像中那么简单。

首先,陆港之间存在一些摩擦乃至冲突,实在正常不过,根本没必要过度反应。要知道,在香港回归之前的150年里,陆港经历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产生了迥异的制度形式、意识形态、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尽管这种不同和隔阂能在“一国”的大前提下共存,但难免会彼此碰撞,激荡出各种涟漪。这都是正常现象,不光北京和内地民众要多一些耐心,用和而不同的包容之心融化两地的冰块,港人同样也要将心比心,没必要将正常交往产生的摩擦、纷争扭曲夸大为香港被侵入。

其次,一些北京涉港机构和官员不当介入行为,确实非常不妥,有些行为甚至背离了“一国两制”初衷。在这一点上,北京确实也要反躬自省,约束和督促涉港机构和官员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北京的治港政策也在进行调整,毕竟,陆港之间无小事,“一国两制”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承诺,不容遭到任何执行层面的扭曲。但与此同时,要看到一些北京涉港机构和官员不当介入既非常态,又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尚未对“两制”运行造成难以挽回的创伤,香港依然享有高度自治。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回归21年以来,依然享有高度自治,港人可以自由上街表达抗议(图源:Reuters)

依据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经济自由度已连续24年居全球第一。虽说这种经济自由是一种亟待反思的市场原教旨主义,造成了港府在维护社会公正上的责任缺失,滋生严重的深层次经济矛盾,但吊诡的是,这也反过来印证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在“一国两制”之下未受到任何影响。不单如此,香港仍然是个高度言论自由、示威游行自由的国际化大都市,法治依旧是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司法独立尽管偶尔面临流言蜚语,但总体得到有效维持。

尤其重要的是,纵使面临一些涉港机构和官员的逾越行为,但港人治港依旧牢固。譬如,对于北京一直念兹在兹的23条立法要求,港人藉由“一国两制”的赋权向北京“说不”21年。再如,2015年港府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议草拟的政改方案被立法会否决,说明在“一国两制”下,作为地方立法会的香港立法会是可以否决源自全国人大的决议。诚然,香港因为未能为23条立法和否决人大政改方案,造成没完没了的争议和内耗,但也彰显了“一国两制”的有效实施。

陆港之间日渐紧密的经贸合作,绝不是为了限缩香港的“两制”空间,而是为了让香港分享中国崛起的红利(图源:新华社)

再者,在香港政制发展尤其是普选问题上,现状的确不尽人意,但不能由此草率断定“一国两制”走样。应该看到,香港政制发展未达预期,是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能否认,北京在此问题上是有责任,有时候不够自信,推行过程中也有太多不必要的担心和限定,和港人的期望还有距离。但香港社会同样有责任,若不是泛民常年以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思维对待北京,甚至经常为了反对而反对,致使时时难以与中央政府建立互信,香港政制发展怎么会陷入眼下僵局?政治历来是妥协的产物,任何罔顾现实的冒进都只会适得其反。在香港推动普选,要换位考虑中央政府的担忧和关切,不然怎么可能顺利而为?

以香港最近两次政改为例,2010年泛民和北京围绕“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互相释放善意,最终成功通过政改方案,有效推动了民主化,奠定了今日香港政制的基础。可2015年围绕政改方案博弈时,泛民未能换位思考北京的顾虑和关切,一味采取对抗态度,结果活生生毁掉了港人一人一票选举特首的宝贵机会,导致政改僵局延宕至今。这一切能简单归咎于北京不守“一国两制”承诺吗?

最后,在北京维护“一国”底线和推出融合发展政策上,一些人自感香港“沦陷”或“被赤化”,亦禁不起推敲。“一国两制”原本就同时包含“一国”和“两制”的辩证关系,“一国”是前提和基础,“两制”是承诺和实践,既不能以“一国”来限缩“两制”,又不能以“两制”来抗拒“一国”。如果“一国”根基不稳,“两制”必然会被动摇,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一国”愈发牢固,“两制”才有更大空间。北京近年来日益强化“一国”底线,其内在理论逻辑,正是在于此。

在香港回归初期,由于央港互相信任,“一国”尚且稳固,以及出于安抚人心的考虑,北京对于香港是整体不介入,奉行“井水不犯河水”,甚至连必要的去殖民化、转型正义都没有进行,以至于令不少港人产生错觉,误以为两地机械区隔才是“一国两制”的真谛。所以当近年来北京因应香港日渐兴起的激进本土、分离主义思潮,一边更坚决地维护“一国”,打击港独,一边又推出有助于拉近陆港距离的融合发展举措,包括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令那些认知还停留在过去的港人,自然会产生不适应。其实,这只是与时俱进地践行“一国两制”,是为了帮助香港摆脱困局,分享国家崛起红利。

行文至此,不难得出结论,“一国两制”在香港社会的实践尽管存在一些挑战,但总体而言,这都是局部的问题,并未妨碍“一国两制”有效落实的整体判断。仅凭一些看似言之凿凿的现象和推论,就断言“一国两制”走样,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对今天香港问题的肤浅化认知。当然,这样说,不代表“一国两制”在过去的实践中没有出现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不代表要否定“一国两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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