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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招待案波及韩国政商娱三界 李胜利事件背后的女艺人

(大华新闻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本发生一家夜店的八卦新闻在韩国众多媒体的深挖下逐渐发展成了一起涉毒、性贿赂迷奸、警民勾结,牵扯韩国政商娱三界的爆炸性社会事件。CNN甚至对这起事件评论道:“这起丑闻超出了韩国人近期记忆中的任何一起。”

李胜利事件的发酵也让一起尘封已久的旧案重新获得了关注,那就是“张紫妍案”。十年前,年仅26岁的韩国女星张紫妍在家中自杀。她在遗书中写下了自己生前被经纪公司当作交易筹码而遭受的非人对待,其中牵涉到的人不乏政商高层。或许正因为这样,这起案子的调查几度停摆,直到现在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结果。

韩国兵务厅3月20日表示,已经批准以“性贿赂嫌疑”等接受警方调查的李胜利提交的延期入伍申请(图源:VCG)

李胜利事件的大量细节唤醒韩国民众对张紫妍案的记忆(图源:VCG)

而另一边,男艺人郑俊英两年前送修的一部手机里被发现了大量偷拍视频,韩国媒体更曝出了他所在群组的聊天记录,挖出了一条性招待、迷奸、偷拍链条,受害女性都是20岁左右的女子。

李胜利案和张紫妍案之所以被联系到一起,是因为两起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案中人均涉及钱权交易,而在整个过程里,女性一直被当作换取资源和利益的“物品”,从未被当作个体的“人”来对待。

“韩流”给韩国女性带来了什么

从1998年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起,靠着文娱事业创造的附加值,韩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到2004年,文化产业就已经成了韩国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跟韩国毗邻的中国受到的冲击波最强——官方甚至在1999年已把“韩流”这个词写进了《新华字典》里。

韩流席卷世界,当地年轻人涌入这个欣欣向荣的行业,等待着成为明星——但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在韩国,入选进入娱乐公司的年轻人除了需要安排严苛的训练,还要服从管理。在强调等级制度的韩国社会,大部分公司内部都严格依照前后辈、上下级的尊卑关系行事,见到前辈要行礼、不能顶撞老师、听从公司安排……做到这些只是基本,为了出道,练习生们还要接受公司按照社会偏好的改造和物化。

男性要有腹肌,女性要性感和瘦,即便再有实力的女歌手,也被要求“瘦到一碰就碎的程度”,出道后绝大部分女子团体都以短裙和性感舞姿示人,坊间还一度有流言说女团成员会被公司要求看色情片,来提高“魅惑能力”。

在由张紫妍事件改编的韩国电影《玩物》的片尾,两组数据触目惊心:韩国女艺人中有45.3%曾被要求陪酒,62.8%表示曾被节目关联者或社会有势力者要求进行性接待。

2017年,首尔地方检察厅公布一宗性侵案,一家娱乐公司的负责人指控非法监禁、性侵公司旗下十几岁的女练习生,并以数亿韩元违约金为要挟;同年,有媒体曝出另一家娱乐公司的老板在办公室、车上等多个场合多次性侵女练习生,并以出道为要挟封口,一同参与的还有旗下一男子团体成员。

据韩国电影委员会(The Korean Film Council)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韩国电影圈,每10位女性工作者中(包含演员、编剧、制作人等)就有6位曾经遭受过性骚扰,比例高达62%。2018年3月,韩国MBC电视台播出节目《PD手帐》,内容是多名受害者指控导演金基德的性骚扰事迹,无论是拍片现场强迫发生性行为,或是以威胁失去演出机会试图强迫就范。

过往,金基德的性骚扰丑闻早已在业界流传,却没受到社会重视,伴随反性侵运动,金基德的电影生涯也出现了巨大危机。早在丑闻曝出前,金基德在第68届柏林电影节的记者会上回应:“我的电影虽然暴力但并非我的人生,我不希望大家用电影来看待我的人格。发生暴力事件我深表遗憾,这次事件是个人性的事件,我也在反省。”

面对这样艰难的生存状况,韩国娱乐圈中的一些女性前辈也认真提醒了后辈。现已解散的韩国女团SISTAR曾在《star show360》这档节目中告诫后辈,“在演艺圈要小心男人,不是所有前辈都善良。当你还是个新人时,男前辈不会什么都不干的。男前辈并不都是好人。”

女性被男性歧视、冒犯和骚扰,这样的情况并不只发生在娱乐圈,在韩国的职场大环境中同样存在。在2018年热播的韩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中,除了甜虐的姐弟恋一直吸引着观众外,剧中展现出的职场性骚扰情节也成为了一个热议话题。

剧中,上班工作时,部长对女职员的骚扰“张口就来”,下班后同事聚餐时,女职员被要求敬交杯酒,还被强行搂抱。而面对这些,她们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当公司发起匿名举报运动,鼓励女职员指出加害者时,女性们仍然顾虑重重,“就怕丢人的事情曝光了,还没结果。”

影视作品可能放大了现实的“阴暗面”,但据BBC在2018年的报道,在韩国,女性只能获得男性工资的63%,是29个发达国家中男女薪酬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韩国的《中央日报》把该国的职场文化描述为:“有权有势的人们相信他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从这些报道来看,韩国女性的职场地位,确实不太乐观。

受害者为什么不愿意站出来

李胜利事件中有一条是说他的夜店涉嫌性招待,而在媒体调查性招待一事过程中,还发现了韩国男星郑俊英偷拍一事。房正贤律师是“李胜利郑俊英”这起事件的首个举报人,他收到了匿名人寄来的优盘,里面是一部手机的备份文件,包含照片、视频和大约20万条聊天记录。这些文件中包含了郑俊英非法偷拍的视频和照片,其中有一部分受害女性还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侵犯和偷拍的。除此,在他们的群聊记录中,也充斥着女性的侮辱,内容极为不堪。

由于这些聊天记录涉及李胜利性招待一事,最初曾被李胜利所属娱乐公司YG斥为捏造,后经警方证明,聊天记录属实,李胜利及当时参与聊天的人也被警方列为了犯罪嫌疑人。3月19日,李胜利对于性招待等事公开表示否认,称聊天记录是朋友间的吹嘘和炫耀。但在次日,韩媒称韩国警方已经获取了李胜利涉嫌进行性招待和性交易中介的证言。在李胜利的一再否认和韩国警方、媒体的不断调查下,想必针对李胜利的各项指控很快会有个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李胜利的所作所为早已是韩国娱乐圈“不能说的秘密”。在一档综艺节目里,李胜利的队友权志龙劝前者“小心点,你可能去坐牢”,虽然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句玩笑,但现在看来,这些玩笑都话里有话。

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超过60%的韩国女电影工作者曾被性骚扰(图源:VCG)

韩国总统文在寅要求警方彻查李胜利案(图源:VCG)

即便李胜利一事尘埃落定,但对于在此事中受到伤害的女性而言,噩梦或许才刚刚开始。在SBS娱乐部记者姜景润走访女性受害人的过程中,她发现她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被偷拍了,更不知道偷拍内容被传到了聊天群里,被陌生人看到。在得知此事后,有的人对记者说“救救我,我该怎么活下去。”

与女性对于亲密视频外泄的恐慌相对应的,是李胜利夜店代表李文浩接受采访时的“不解”:“如果胜利的聊天室有罪的话,那么韩国男人全是罪人;如果给女性喝药并强迫发生关系是事实,那为什么没有被害女性站出来呢?”

为什么没有受害女性站出来?因为父权文化和男女地位极度不平的大环境下,女性站出来未必就能得到一个自己满意的结果,反倒可能在追求公正的过程中承受比侵犯更严重、更持久的伤害。

2018年,从好莱坞开始的反性侵运动席卷全球,韩国社会却一直没有动静,直到一位在检察院任职的“精英阶层”女性主动上节目讲述被性骚扰的经历开始,整个社会才开始关注这个话题。在这位女受害者的自述里,她说自己花了8年时间才从自我责备里走出来,并且有勇气站出来面对这个把道德耻感加在女性身上的社会。

那些敢于无视法律侵害女性并用性侵视频加以要挟的人,或者就是看中女性这一“弱点”,才会肆无忌惮地骚扰对方。

面对李胜利事件,韩国一个名为反对数码性犯罪(Digital Sexual Crime Out)的组织在推特发文呼吁韩国政府必须严惩罪人:“我们要求这些男性名人自我反省,他们是强奸文化的肇事者和教唆者;他们视女人为性工具而非受尊重的人类,他们积极参与或容忍、协助或享受犯罪,我们同样要求与这些男性名人有关的、将该案件消费为简单的八卦的人展开自我反省。”

反省是必要的,但这种反省并不足以将已经深陷泥淖的女性解救出来。何时法律能够确保违法者受到的惩罚比他们造成的伤害更大,何时社会与舆论环境不再苛责受害的女性,何时女性能被公平地对待,那才是真正改善女性生存状况的曙光。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中国网民如此关注此案的发展动向:邻国的这些事,其实也发生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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