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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外籍男佣:他是少数中的少数

埃曼·维拉努瓦(Eman Villanueva)。香港的外籍帮佣中男性不足百分之二,是少数中的少数。

 (电话新闻网)“姐妹们!投给他!” 菲律宾中期选举海外投票站外,聚集近百名菲律宾女佣,为各政党候选人声嘶力竭呼口号,拉票助选。人群中,有一名背着侧背包、戴着帽子和粗框眼镜,留着胡渣的男性,特别显眼。他是今年46岁的埃曼·维拉努瓦(Eman Villanueva),一位来自菲律宾的男佣

在香港的外籍帮佣中,男佣占不足百分之二。 他们要承受来自政府的不信任,雇主的不讲信用和公众的偏见,同时也面临外籍帮佣的的问题,包括他所称的香港政府的歧视和其本国政府的无视。

少数中的少数

埃曼在香港工作已有28年,人生大半辈子都在香港度过。他回忆,为了让在中东沙特工作的母亲回到家乡照顾他另外两个姐妹,毅然决然放弃升学,高中一毕业就到香港从事帮佣工作。

埃曼1991年抵达香港,开始了他的男佣人生。从那天起,扫地、拖地、铺床、洗衣等沉重家务,成了他的日常。他对BBC中文表示,虽然小时候会帮忙做家事,但大量且沉重的家务仍让当时的他非常吃不消。他解释:“雇主家有大窗户,我必须要每天擦,还要洗三辆车。”

他的雇主有三个小孩,除了家务,他还需要身兼“保母”工作,带他们去参加课外活动,游泳、冰棍球等。

埃曼的父亲在他十岁时就过世,因此埃曼从小和阿姨、母亲和姐姐、妹妹一起生活,因此他非常习惯在以女性为主要群体的空间生活。虽说如此,埃曼抵达香港后,看到大量的菲籍女佣,仍让当年才18岁的他大吃一惊。根据香港政治府当时的统计,1992年香港的外籍帮佣约有十万人。

香港人口约740万,港府统计,2017年近37万名来自菲律宾、印尼、泰国等国的外籍家庭佣工(家佣)中,只有5614人是男性,占不到1.5%。埃曼笑说:“我是少数中的少数。”

作为少数族群中的少数,他表示,初到香港时,的确交不到朋友,放假时,都和在香港工作的菲律宾亲戚度过。他说:“生活上男性朋友的确比较少,必须要特别找才能找到。”

在香港从事请男佣工作并不容易,根据香港某中介公司网站的介绍,香港入境事务处从90年代开始,对申办男性外籍家务助理的审批条件及程序日益严格。原因指是担心引入大量男性外籍家佣容易造成社会治安问题,又或被雇主用来从事非家佣性质的工作,成为“非法劳工”。

但埃曼认为,雇主对家佣的刻板印象才是导致男性家佣成少数的关键。他说,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刻板印象,像是大家认为做家事、照顾小孩和长辈是女性的工作。他说:“女性可以,男性也能做。若人们觉得家务只有都是女性在做,这是对女性能力的鄙视或轻视。”

同时他认为有些香港有钱人家有花园,雇主可能认为男人才可以完成园艺工作,他认为这也是歧视。

“我们就是劳动力”

香港政府规定,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人,有资格成为永久性居民,但《入境条例》规定合约工人无论在香港工作几年,工作期间都不能算是“通常居住”。根据规定,外佣早在办理佣工签证时便要作出“无意不返回原居地”及“合约完结后离开香港”的承诺。等於是将属于合约工人的家佣,拒于永久性居民资格之外。

过去曾有在香港居住并工作近27年的菲律宾女佣,申请永久居留,但2013年遭到香港最高法院驳回。当时一度掀起外劳移民权利的法律争辩。

当谈及对家佣的歧视,埃曼眉头深锁,表情严肃起来,“家佣价值完全被低估了”。他指出,很多香港官员或政治人物认为家佣是个不需技术、不用头脑的工作。

埃曼为受虐外籍帮佣发声,也代表劳工团体向外发言。

埃曼表示,其实家佣必须聪明地分配时间,且身兼多重角色,既是保姆、厨师,也是清洁工。他强调:“这是个很艰难的职业,根本没有香港人想做。”

每天的家务工作,使埃曼对于家佣价值被社会低估的体会越来越深,这也促使他决定要捍卫菲律宾海外劳工的权利。在当了两年的男佣后,埃曼增加了另个身份,外佣团体“亚洲移居人士联盟”(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的组织代表。

当BBC中文首次与埃曼见面时,埃曼在菲律宾中期选举香港投票站外,忙着指挥队伍,有时则会带领其他菲籍女佣齐喊竞选口号,途中电话更是接个不停。

1993年起,埃曼成为约3500人组成的组织领袖之一,整个组织中只有5名男人。埃曼更一度被提名为组织主席,但他婉拒,因为他认为女性应该会更了解女性。

不过站在第一线的埃曼,也让他的名字常出现在媒体版面,为受虐外籍帮佣发声,也代表劳工团体向外发言。他更曾组织带领2000人走上香港街头争取劳权,他说:“香港政府2003年曾一度调低我们的薪水,因此我们才站出来抗议。”

埃曼是外佣团体"亚洲移居人士联盟"(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的组织代表。

香港政府2018年9月针对外佣最低工资调涨2.5%,由每月4,410元增加至4,520元。

话锋一转,埃曼也抨击菲律宾政府的经济政策。他向BBC中文抱怨,菲律宾的护士、老师都因为薪资太低,而被迫要出国从事低阶的劳力工作,包括帮佣,和家人分离,他举例,很多菲律宾的专业医师,都到美国当护士,他说:“政府没有提高薪资是最大问题。”

为自身国家的劳工、经济问题发声,埃曼自认是“使命”,但其实还有另个原因。埃曼和同在香港帮佣的菲籍妻子有个不到两岁的孩子,提到女儿,埃曼再度恢复笑容,不再像谈劳权般的激动。

埃曼和同在香港做帮佣的菲籍妻子有个不到两岁的女儿

他说:“我希望女儿不需要像我一样,离开家乡到海外工作27年。”他认为,香港不是很欢迎菲律宾人留下来,因为家庭帮佣不像“专业人士”待七年可以取得永久居民权。他说:“我们就是劳动力。”

埃曼说:“当有一天他们不需要我们的时候,等我们老了、病了,就会要我们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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