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大华新闻网 >> 港澳 >> 要闻 >> 香港 >> 查看资讯

观察:从逃犯条例到23条释法 香港如何“拨乱反正”

(大华新闻网源于台湾杀人案的《逃犯条例》修订工作,最近在香港掀起巨大争议,特首林郑月娥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陈同佳案”为修例理据,自以为得势不饶人,拒绝给予空间让社会凝聚共识,更差劲的只向商界“让步”,以为“数够票”便万事大吉,对外界质疑不作细致说明。围绕《逃犯条例》在港引发的轩然大波,以及已经提上日程的23条释法,多维新闻记者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以下为访谈实录。

 

2019年5月14日,一群亲北京的抗议者在立法会外高举标语,讨论香港的引渡法。(图源:AFP)

多维:你怎么看林郑和港府的做法?《逃犯条例》风波背后,透视出了当下怎样的陆港关系?

田飞龙:陈同佳案暴露出香港与台湾及其他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引渡制度和司法互助体系的漏洞,特区政府以个案为突破口提出修订相关法例,出发点是好的。特区政府希望以个案情节吸引社会同情及关注,凝聚民意支持修法。但《逃犯条例》之修订所造成的对香港法治体系的影响远超个案及一般的刑事司法协助层面,而扩展至香港人对引渡至内地审判的内心恐惧和排斥。修例风波显示出香港对内地法治仍然不够信任,惧怕内地司法程序对自身权利与自由的伤害。记忆犹新的“铜锣湾书店案”更会被有意发酵。

政府推动修例的过程确实值得检讨,对争议性法例给出的公众知情和民主参与的时间与空间不够充分,对反对意见的考量与吸纳也不够严肃认真。这些程序性细节影响到民意对政府修例的反弹。

从法治角度而言,无论是修例填补引渡漏洞,还是23条立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实体上的充分正当性。问题的要害仍然在于“两制”对“一国”的不信任。“一国两制”本身划下了“一国”与“两制”的适当距离,甚至一度被不严谨地概括为“井水不犯河水”。进入习近平新时代的“一国两制”明确由既往的“相对隔离”转向“融合发展”,这是“一国两制”内部逻辑的必然发展,也是国家法律秩序整合与进步的必然要求,具有显著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这不等于内地法治做好了准备,不等于香港人在心理上做好了适应。因此,这一修例风波仍然折射出陆港关系有待深层次检讨和修补,并非纯粹“经济民生”层面的政策改良可以彻底转变的。

多维:这个情况无疑令人担心,因为当局连《逃犯条例》也弄得一团糟,将来凭什么处理更具争议、更能导致社会分化的23条立法。在你看来,《逃犯条例》风波将如何影响23条立法的进程?站在北京的立场,是如何“谋局”的?

田飞龙:我觉得《逃犯条例》修订风波应当引起特区政府足够的检讨和反思,特别是准确把握民意真正的恐惧和关切,更加重视立法过程的信息公开和民主参与,更加重视立法启动的舆论准备和说理支撑。这些检讨及改进同样适用于未来可能展开的23条立法。

经过此次风波,我相信特区政府会有改善,会有必要的观念性和操作性调整。在国家更强有力的管治与整合压力下,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趋势下,一定时间内香港人的敏感局促和不信任心理效应可能会被放大,对未来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前景和确定性更加迷茫,从而可能为反对派所利用。特区政府需要准确研判这一特殊变动时期的民情民意,依法和合理地加以管控引导,切忌放任权力的任性和傲慢。

23条立法是陆港矛盾的传统议题,也是引爆性议题。从北京的立场,这是特区政府乃至于香港居民应当承担的宪制性责任,不宜再行拖延和反弹。但香港人内心中的不信任和高度敏感心理仍然是该项立法闯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23条立法或许可以考虑以多种形式渐次完成,比如人大释法、督促特区政府强化本地法律检控、推动修订相关单行法例等,这样做的阻力或许会小一些。

从长远来看,仍然是国家整体治理现代化与软实力未能使得香港人催生信任,心服口服,人心回归所预期的国家政治文明高度尚未达成,而这本身也是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更加深刻及卓有成效的内地制度改革与现代化,才能从根本上消解香港人的内心恐惧与抵制。而中央政府工作部门及特区政府在具体立法个案中的耐心、智慧与民主诚意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多维:你提到通过人大释法的方式作为立法的过渡,这也是我们一直的判断。这样的“中间道路”对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

田飞龙: “23条立法”只是实施的一种方式,但释法也可以实施,因为基本法的实施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不是所有的基本法条款都要通过香港立法和司法,它也可以直接通过人大的解释获得可执行的直接效力。

如果这个解释不是由香港法院主动进行的话,那么人大释法就可以起到一个对香港法院监督与指导的作用。就像“104条释法”一样,它告诉香港法院这个案件应该怎么理解基本法的依据,怎么去裁判,“23条人大释法”同样是要告诉香港法院在类似的案件当中怎么样理解基本法,怎么样理解第23条,怎么样根据“23条”的原意及人大释法去解释和适用香港本地有关法例。其法律效果是会改变掉香港原来的判例法。原来判例法的精神和裁判基准是偏向于保护抗争者的权利与反对派的政治自由,但今天如果人大释法充分澄清了立法原意与基本法含义的话,那么香港终审法院就必须要改变掉原来的判例法。这对香港泛民的政治活动空间是一个法律上的很大的压缩,但这种压缩是基本法秩序本身许可的,是合法的。

多维:不只是23条需要香港社会重新理解和认识,包括什么是“一国两制”、什么是国家安全,以及“一国”、“两制”、“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和张力,也需要 “拨乱反正”。

田飞龙:认识混乱的主要责任在特区政府,不在中央政府。这方面的工作香港特区政府做得非常不够。比如在“一国两制”之下,对香港国民教育的责任主要是特区政府来承担,而中央没办法越过特区政府直接去对香港国民进行灌输、教育,让他们认识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尽管通过统战的系统,通过国情教育的系统也可以给予一定的教育,但是主要的教育责任还是特区政府承担。当然之前特区政府也有推动国民教育,推动基本法教育和历史教育,但是都没有能够凝聚起香港人新的共识去支持“一国两制”当中“一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包括“23条立法”。

中央政府确实有必要更加清晰地向特区政府,以及向香港民众阐明“23条立法”是事关“一国两制”当中“一国”的根本利益,是整个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建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通过这样一种安全立法,有助于香港社会在“一国两制”当中取得中央更大的信任和支持,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香港进一步的利好也是遏制本土港独的一种方式,并且让中央更加相信香港社会,这也是香港社会继续探讨民主普选条件的积累过程,是重建信任与基础。



TAG: 一国两制 港独 逃犯条例

我来说两句

seccode

请在微信上关注我们

大华新闻网微信公众帐号:

NewsUS大华新闻网

The Users of NewsDH.com, We are one!

新闻,因微信而广播!

生活,因分享而快乐!

思想,因交流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