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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加速回归 聚焦:为什么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大华新闻网“全盘西化”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西方化也不代表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甲午战争后,最重要的时代命题只有两个,一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清政府洋务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五四运动衍生出来的极端西化派,原教旨与本土化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纳粹主义,在中国接连“各领风骚”、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开始走入歧途,而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这种“正本清源”绝不是如西方舆论与中国自由派所认为,中国将重回文革,重回极权。

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在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年之时,有且只有一个议题:过去一百年这个政党的工作是否与其建党“初心”一致?他会交上怎样一份成绩单?这是习近平作为这个红色政权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究竟会将中国带去何方?大概从中共十八大开始,很多关注中国动向的人的脑海里就隐隐绰绰盘旋着这个问题。习近平十八大后不久,便在一次新进中央委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回答了一些根本性问题,比如中国现在搞的还是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Marxist)真的过时了吗?究竟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为什么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当时这一讲话并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在七年后的今天来看,再结合十八大至今全方位的改革和实践,似乎更能明白习近平究竟在下怎样一盘棋,以及这盘棋背后隐含着的中国未来之路。

为了进一步释疑解惑,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党导立宪制的提出者柯华庆教授。对于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切实地建构社会主义理论,柯华庆有着系统性的思考。

今年是中国建国70周年,北京已经进入“庆祝”时间,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理论建构等,也是时候被重视了。(Getty )

多维:今年是中国建国七十年,对中共这一即将满百年的大党来说,的确也是时候去回答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了,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正本清源尤其重要。习近平虽然在十八大后不久就给出了回答,但还是无法平息这些纷争。你对于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过系统思考,今天究竟该如何着手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追根溯源的澄清和重构?

柯华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外很多人认为由于中国社会主义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其本质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甚至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我们必须回应这些错误的论断。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护主要集中在中国特色上,而回避从社会主义本质上的各种质疑,然而,习近平说得很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回应。问题是,中国现在如何才能接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的又是发展什么?首先就是要提出一套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Karl Marx)那个时候是没有社会主义理论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只是过渡阶段,真正要谈的是共产主义。列宁(Vladimir Lenin)后来提出这个过渡阶段叫社会主义社会,但他也没有从理论阐述,所以具体社会主义到底有什么特点,一直没有说清楚,是很大的问题。

而在现实社会里,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苏联、东欧、越南以及当时的中国。所以给人造成的一种印象就是,社会主义就是贫穷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就是先进的、文明的。其实社会主义完全可以不是一个过渡阶段,而是可以和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平行竞争的。三者的区别是什么?封建主义社会是最强者与强者联合统治绝大部分弱者,所以它不是民主社会,而只是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联合选民来节制最强者,选民代表民主,最强者代表政府权力;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是最强者(领导政治权力的共产党)联合底层广大的工农阶层节制资本和权贵(强者)。如果这么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就完全可以是个独立的社会阶段,不管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社会主义可以有比资本主义更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因为社会的底层总是最广泛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实际只是简单多数。

多维:之所以一些人面对社会主义会抵制和反弹,是因为这些人是被节制的对象,而不是联合的对象?

柯华庆:没错。毛泽东时代对应该被节制的对象采取踩在脚下的方式,反右扩大化,酿成悲剧。节制不等于消灭,灭了不行,因为社会还是要靠强者推动的。毛泽东探索联合底层民众是不能变的,因为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对强者需要节制。社会主义应该通过法律来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时将资本和权贵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例如说资本不能干预政治。强者或者自以为是强者的人对社会主义政权不满的道理就在这里。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节制资本和权贵,任何国家政权都有不太满意的群体,所有群体都满意的不是国家。当然,公共权力也必须规范,特别是党的领导权需要规范,全面从严治党和依规治党的意义是巨大的。

多维:辛亥革命至今的百余年,很多仁人志士都在探索中国究竟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但最终都失败了。这些探索本身,其实也是“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间接力证。

柯华庆: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老百姓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觉醒了,很多强者试图走封建社会的路或走自由资本主义的路,但是后来发现都走不通,袁世凯走不通,蒋介石的新封建社会也走不通,蒋介石政权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力量颠覆了。可以说,毛泽东看到了中国大势,随着民众意识的觉醒,整个社会不可能再回到原来封建主义的时代。

 再看十八大之前的权贵资本主义,实际上也是新封建社会,也就是共产党官僚慢慢跟资本家联合。那个时候之所以没有那么突出,社会秩序没有走向混乱和失控,是因为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往上走,民众或多或少都会有获得感,如果当时经济停滞,矛盾会非常尖锐。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开始强势拨乱反正,中国不能走邪路,只能回到社会主义。现在习近平反复说“不忘初心”,强调“自我革命”,以及在考察河南时又说了要传承红色基因,其实都是在夯实社会主义基础。

多维:你前面也说,这样的社会主义会遭遇一部分人的抵制,除了被节制、被动了奶酪的因素外,从中共这个主体和第一责任人的维度看,自身对于社会主义的解释力是不是也存在问题?习近平说“自我革命”、“伟大斗争”以及红色基因,固然有着先知先觉背后的宏大愿景,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从这些政治口号中嗅出的是另一种味道。

柯华庆:现在的软肋是理论体系建构,中国已经进入以精神自主为标志的习近平新时代,但理论体系还停留在邓小平时代。我过去十多年就试图从理论上做些突破,建构出一套社会主义理论。我们首先必须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本质是追求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价值,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来逐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也就是共产主义,但这条路是漫长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两种经济,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寡头控制的经济。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共产党领导公共权力调节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家控制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既坚持人民民主又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党导民主制。社会主义通过法治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及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两个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宪治是党章和宪法并行的二元宪治,是党导立宪制。

最普世的价值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西化派将仅仅少数人自由的资本主义粉饰为普世价值,马克思早就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必须重读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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