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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亮之死:舆论收紧及媒体监督缺乏的牺牲品

中共体制在这场疫情危机中显现出不足,它“检疫”舆论的健康又放弃了预警风险的可能。(新华社)

大华新闻网李文亮没有熬过2月7日的漫漫长夜,在经过几个小时的“痛苦”挣扎后,依然撒手人寰,丢下同样染病的妻子和他尚未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李文亮正是最早“散布”武汉肺炎疫情显现并蔓延的8名“造谣者”之一,当时的他在两名武汉警察的训诫下被迫签下以后“闭嘴”的承诺书。至今,包括央视在内,各大官方新闻媒体有关 “武汉八谣”被处理的报道依然到处可见,像是一种讽刺。

李文亮是武汉肺炎感染者中的600多名死者之一。这一冰冷数字背后的故事已经足够瘆人,更何况身为“吹哨人”的他,其死亡更具有象征意义。有人说,这个国家欠他一个道歉,可他一直说真相比道歉更重要;有人说,他以一死“控诉”朝堂上的尸位素餐者,以及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冷漠的旁观者,可他也有父母妻小,谁愿意做这样的“交换”?大约,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被迫地,被这个体制奉上的象征伟大的花环,并成为这一切的牺牲品的。

事实上,李文亮本不必死的,人们越是如此设想越是难以克制自己的愤怒。

一个多月前,新加坡政治学者郑永年在《疫情面前的反思:何时能见到一个科学生活的中国?》一文中发问,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简单地说,政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缺失。“人们相信政治的能力,相信权力的力量,相信什么问题都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可以用权力解决。但政治方法的劣势也是明显的,即强化了中国传统上根深蒂固的‘顺民’意识,人们更加地服从政治,服从权力,服从到了极致,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其他,包括科学。”

尽管郑永年的说法充满着悖论,但是他却道出了另一个实情,即在现代中国存在着一个威权主义的魔咒,而人们还是太轻信了——因为的确除了相信政府他们还能相信谁呢?正如多维新闻此前在《【武汉疫情】从一次“人灾”解读中国威权政治的两面性》所揭示,它的强大动员力能力无人可及,能够迅速整合所有力量应对任何挑战;但是其负面价值同样不容小觑。在这一体制之下,整个国家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只存在官与民的治与被治理的对立关系,其中的弹性空间是不存在的,甚至连“社会”的存在都是存疑的。

这一基本的逻辑保证了中共的国家机器能够瞬间将自己的意志传递到每个人,以实现其社会动员目的。这在本次中共最高层直接领导和部署应对武汉疫情后即可以看出来,从果断“封城”,到新建火神山医院等,皆是如此。但是,威权主义的运作也因为只有小范围人负责,一旦危机触发层层官僚机器倾向于拒绝承担风险和责任,所以逐层请示回报而被损失惨重。其造成的结果是整个政治体制的官僚化和政治僵化。通常情况下,对他们来说,以政治口号挂帅比应对危机是更轻松攫取利益的方式。这一点多维新闻已多有说明,不再赘述。

在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体制下,原本充当国家机器与民众之间桥梁和润滑剂的媒体和非政府社会组织生存的弹性难以保证,在“政治挂帅、维稳第一”的政治正确要求下被迫逐渐放弃其独立地位,甚至沦为政治的附庸和点缀。

媒体和舆论都普遍噤若寒蝉,失去了揭露和批判功能,更没有发挥应有的社会预警功能,本身即是这种言论收紧和媒体管控势能下的必然反应。在武汉疫情蔓延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网络禁言、谈话训诫威胁甚至面对面的指示知情医护人员“闭嘴”,更多人想到的是在一个强大压力下如何被迫选择自我保护——缄默。

1月25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不得不承认“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这几年被各级和各地方一些与宣传无关但很强势的职能部门削弱了,武汉市有那么多媒体人,但他们没有在卫生系统之外发出自己的警告。当地官方对互联网上多样声音的容忍度也较低,武汉市8名在网上发出警告的人当时被公安约谈,压制了整个舆论力量就新型病毒风险做进一步探讨、持续发出警告的声音。”

从这一点看,李文亮之死,实在死于扼杀一切社会监督活力的体制之手!

李文亮之死,死得冤枉,死得不值!

事实上,更可怕的是政治力量的强势介入已经侵入个人言论自由的疆域,与普通公民和媒体监督的对抗张力越来越大。而一旦这种僵化局面形成,中共也就失去了与社会空间进行良性互动甚至自我纠错的能力。这很容易在某一诱因的刺激下爆发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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