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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为何在衰乱时仍想介入新疆

大华新闻网作为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双泛”思想传播者的土耳其,自19世纪末便惯以突厥宗主自居,屡屡透过兴学或军事支持渗透中亚与中国新疆。近来虽因出兵叙利亚利比亚导致几乎自顾不暇,也收敛了原先对新疆事务猛烈批评的力道,但仍不忘过问之。例如2020年2月16日,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Mevlüt Çavuşoğlu)声称:“无论是土耳其人、‘维吾尔土耳其人’、汉人、基督徒或佛教徒,若只因一两个恐怖份子来自特定族群就把全‘维吾尔土耳其人’称作恐怖份子是不对的”。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左)声称曾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向中国外长王毅提及维吾尔人权利。(AA)

恰武什奥卢还表示于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曾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一面要求让“维吾尔土耳其人”享有平等公民权利,一面自称土耳其未在相关议题上加入其他国家的反华行列。然而,这种稍嫌自相矛盾的表态实已干预中国内政,何况中国也从未将全体维族定位为叛乱者。但讽刺的是,《美国之音》又于2月19日批评土耳其为了中国资金对维族待遇默不吭声。显然,欧美国家与土耳其自身,对新疆的特别“关注”迄今依旧不减。

不少人以为土耳其是因“双泛主义”才萌生统合中亚与新疆的企图,但事实上早在大突厥帝国梦诞生前,土耳其就已流露对当地的野心。例如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Muhammad Yaqub Bek,1820─1877年)被派往新疆扩大叛乱后,除了派遣外甥赛义德(Seyyid Yakub Khan Tore)出使英国与俄国寻求支持外,也前往伊斯坦布尔祈请奥斯曼土耳其援助。彼时奥斯曼帝国虽已在欧洲列强的围攻下犹如风中残烛,但由于奥斯曼苏丹拥有哈里发的头衔,名义上乃伊斯兰世界最高领袖,故对同属教亲的阿古柏送去了军官与军火,同时敕封阿古柏为埃米尔(有总督、国王、统帅之意),企图借此伸张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威势。

根据英国与土耳其的档案记载,自1873年起,奥斯曼就向阿古柏政权派出三名上尉,分别是协助训练步兵的玉素甫‧伊斯玛依(Yusuf Ismail)、训练骑兵的穆罕默德‧玉素甫(Muhammed Yusuf),还有训练炮兵的伊斯玛依‧哈克(Ismã'īl Haqq)。不过曾协助阿古柏的英属印度官员贝柳(Henry Walter Bellew,1834─1892年),则称奥斯曼帝国最初其实共送来4名军官,韩国学者金浩东考证后指出第四人应是扎满‧贝伊(Zamãn Bey)。

正在练习射击的阿古柏军队,阿古柏曾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官协助。(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阿古柏对这几个奥斯曼军官的力量颇为倚重,穆罕默德‧玉素甫于1878年转道英属印度回国时,向英国官员说道:“我们三人就是被选定的军官。我们每人都被委任为玉斯巴什(Yusbashi,即上尉),要求我们服务2年……2年结束之际,我们要求允许离开,阿古柏汗埃米尔拒绝让我们离开,说他的军队尚未得到充分指导,但是他说他要派遣另一名使者赴伊斯坦布尔,该使者将请求苏丹另派3名军官来替换我们,替换后我们即可回国”。

不过奥斯曼一开始未答应阿古柏的请求,而是命令玉素甫等人再于渠麾下服役一年并升高一级军阶,接着才于1875年派出阿里(Ali)、阿里‧卡兹姆(Ali Kazim)和军事工程师卡兹穆(Kazim)等三人替换,随之而来的还有2,000支来复枪、6门山炮、以及大批弹药,奥斯曼还自掏腰包负担这批武器转运至印度孟买的费用。这对当时经济困窘、武力不振的奥斯曼帝国来说,着实是项不小的开销。但根据英国的记录,阿古柏又曾向奥斯曼购买过12,000把枪枝与若干火炮。显然,除了凛然的宗教大义之外,奥斯曼也没忽略趁此机会捞取军火交易的实利。

这批军官不仅负责训练阿古柏的军队,出身自军事院校的阿里‧卡兹姆,还打算“组织一个班级,教授其学习军事理论和防御。但是,阿古柏汗说没有必要,指示我另外训练一个步兵团,士兵总数达3,000人”。此外,奥斯曼军官们也上阵协助指挥战斗,并亲眼见证阿古柏政权的最后败亡。如阿里‧卡兹姆形容遭清军击败俘虏的过程:“我们集合所有能得到的士兵,但3,000名士兵和7名总督都被中国人俘虏……我们颈项上套着铁圈、手腕和脚脖上戴着手铐和铁镣,被带到左宗棠将军面前,再由他审讯我们5次……此后,我在监狱中被关了9个月。我被释放并被驱逐”。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卡兹姆提到他们回国的旅费乃由英国支付,算是替英国协助土耳其介入新疆回乱提供了另个旁证。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衰弱不堪,但仍企图往外扩张势力,图为1876年奥斯曼苏丹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42─1918年,中间骑马者)的登基大典。(Getty)

清朝对奥斯曼的介入并非浑然不知,只是苦于无法获得第一手消息。像主张捐弃新疆建设海防的李鸿章,就于1874年上奏道“屡阅外国新闻纸,及西路探报,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而建言收复新疆巩固塞防的左宗棠,也说道“喀什噶尔回酋之叛附土耳其,与俄英两国通商,闻海口已刊入新闻纸”,但不在意奥斯曼土耳其能起多大作用,因为“土耳其国势分崩离析,非复寰宇中央之旧矣”。

果不其然,在左宗棠的缜密规划下,清军很快就于1877年收复新疆,奥斯曼军官们与其他叛乱者因此沦为阶下囚。不过由于信息流通不足,身处前线的清军,不太明白这几个被称为“乳目国洋教头”的奥斯曼军官究竟是何方神圣,加上不肯株连过多以免失却民心,因此最后俱释放归国。殊不知,“乳目国”即罗马的转音,又可称作鲁美利亚(Rumelia),用以代指取代东罗马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就这样,清朝对土耳其支持新疆回乱的掌握,仅停留于“外国新闻纸及西路探报”,白白错失抓捕人证的良机。

虽然哈里发制度随着1924年被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年)授意废除,希冀从此彻底铲除帝制势力与避免介入伊斯兰国家内政,但土耳其很快又高举起“双泛主义”的旗帜,意图变相复兴帝国美梦。故从这段历史可知,无论是以宗教或血缘文化为由,土耳其对新疆的觊觎由来已久,即便国弱政衰也不放弃。但从更广阔的格局盱衡,不管是昔日或今朝,在英、俄、美等强权的竞逐下,土耳其对新疆的干预注定只是替这些大国作嫁,对自己绝无实质好处。何况土耳其正是因欧洲列强屡屡煽动境内的民族矛盾,才导致疆土日蹙。若土耳其不记取教训,仍执意追求这种宛如空中楼阁的“大国梦”,那只能说太过可悲又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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