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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世界:全球禁止公民进入Facebook的只有4个国家

        新闻热点:Facebook有8亿用户了!缅甸刚刚宣布允许缅甸人上Facebook。现在全球还禁止公民进入Facebook的还有4个国家,朝鲜古巴伊朗,和中国。《Facebook效应》作者大卫•柯克帕特里克认为,马克•扎克伯格真正想做的,就是促成社会信息流动加快,让整个社会结构因此而变得更加透明和扁平。

 2009年3月23日,加州帕洛阿尔托,扎克伯格(左)与Facebook产品负责人克里斯·考克斯在办公室下国际象棋

        如果没有微博,我大概不会知道大卫•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来了中国。

        大卫•柯克帕特里克,前《财富》杂志高级编辑,《福布斯》杂志战略合作人,Technomy公司创始人。最新一期《福布斯》封面文章就是他写的:《社会力量——将要到来的协作革命》。他更有吸引力的身份是,关于Facebook迄今为止最好的书籍《Facebook效应》作者,马克•扎克伯格最信任的媒体人。

        最近他从纽约飞来中国,为《Facebook效应》中文版推广演讲。

        在大卫•柯克帕特里克眼里,世界正被Facebook重新建构着。“你知道Facebook有多少用户了吗?8亿!”他扶一扶眼镜。“如果Facebook是一个国家,它就是世界第三大人口国家。现在全球只有5个国家Facebook无法进入,朝鲜、古巴、缅甸、伊朗,还有中国。”

        Facebook并不仅仅是老辈人眼中年轻人互相撒娇、打闹的休闲网站,它是一个真正开放、透明和直接的网站,或者说,它意欲成为这样的网站。“Facebook与Google的模型有着本质的不同,Google认为信息和如何组织来自全世界的信息是最重要的事,而Facebook却是让人类在这个平台上生产信息,并且让人类自己通过这些信息组织起来。Facebook的用户都以真实身份登陆,让这种组织方式对真实世界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力。”在北京、在杭州、在纽约,大卫总是这样说。

        在中国,我们无法登陆Facebook和Twitter,微博是最流行的网站。大卫也知道这一点,他甚至拥有两个微博账号,新浪和腾讯的。“但他们没有英文版,所以我不知道如何与别人交流。”不过这无关紧要,他很清楚中国的社交网络正在发生着什么事。

        “人人网的用户并不怎么关心政治,对吧?我听说温州动车事故后,政府与网络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你有微博被删除过吗?”

        他甚至还知道李阳。“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英语教师打了他的妻子,她上微博去公开了这件事情。还有个局长竟然分不清QQ和微博的区别,直播了他和情人的对话,是吧?你们中国的社交网络真是太有意思了。”

        然后,他收了笑容,“让我们看看Facebook来了会做什么吧。”据他所知,Facebook对中国市场非常、极其以及十分的感兴趣——他连用了3个“very”——但Facebook在中国要面对的问题,将是它在美国面对的所有问题的许多倍。“不过,我相信Facebook,也相信马克。”

        “马克觉得我懂他”

        本刊记者在杭州与他见面,他像是跳过来的,双脚“咔”地一下并拢,半弯腰伸出双手来握手,顺便附赠一个恰到好处的笑容,布包里露出一张《金融时报》。走在路上,不时抱怨iPhone的网络漫游资费太高,导致他在中国都不敢上网。

        当然,就算能上网他也无法登陆Facebook和Twitter。

        在见到扎克伯格前,大卫已经在《财富》工作了15年,和包括乔布斯与比尔•盖茨在内的硅谷枭雄们过了很多招,总有些厌倦。“做记者是挺喜新厌旧的,你总会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但Facebook是不一样的。”他语速很快,“所以《Facebook效应》是我写过的最成功的一本书。我看到它时就在想,它会不断变化增强,关注它我不会无聊了。”

        事实上,当大卫开始为Facebook在《财富》上撰写第一篇文章时,Facebook还是个只在大学内运营的网站,900万美国大学生在上面打情骂俏,一夜情等性意味浓厚的暗示还是它脱不了的标签。而在流量上,它还比不上被新闻集团收购的Myspace。

        但大卫却敏锐地发觉了它的不同,所以写了《为什么Facebook很重要》。扎克伯格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发现,大卫明白他们要做什么。于是他让公关公司给大卫打了个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出来谈谈。

        后来,扎克伯格飞去纽约,在曼哈顿一家高级餐厅请大卫吃饭。“我没想到马克如此年轻。他穿了件短袖T恤,上面有只奇形怪状的大鸟,言谈举止完全不像一家公司的CEO。”

        事实上,那时扎克伯格正在经历着Facebook创立以来最大的危机。他推行了“动态新闻”,这是现今我们已经在每个社交网站上司空见惯的模式——看到我们的朋友都干了些什么,按更新顺序排列。但在当时,这引发了关于隐私保护的大讨论。抵制小组在Facebook上建成,数以万计的人加入进去。另一方面,Facebook的董事会则希望他能将公司出售,微软、雅虎、新闻集团、MTV都先后示好,收购价最高飙到150亿美元,风投可以就此获利离场。

        但在那顿饭中,扎克伯格只字未提这场风波。他只是不断阐述着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像一个梦想家。

        “在我眼中,马克、乔布斯和盖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种人。在过去20年间,许多人奔向硅谷,这里像金矿一样,充满了致富机会。但这3个人不在其中。他们来这儿是为了改变世界,他们都拥有一个全局、长期和伟大的雄心。”这样的人像是永无岛上的彼得•潘,他们始终笃信着自己的力量。

        这让大卫着迷。在这个22岁的年轻人身上,他看到了一个成功的硅谷领袖的特质。“他像盖茨一样不喜欢输。盖茨不想输,所以他会做一切让他不会输的事情,他模仿许多产品然后把他们做得更好,再取得大众意义上的爆发性流行,他让全世界每个桌子上都有了一台电脑。而乔布斯是靠琢磨人们喜欢什么去赢的,他对用户体验拥有杰出的理解。马克承继了他俩的优秀品质。”

        那时候还没多少人明白Facebook会改变什么,而马克•扎克伯格又是谁,硅谷是个遍地都是创业者和科技天才的地方,但大卫知道,扎克伯格是不一样的。可他也没猜到,仅仅5年后,扎克伯格就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

        之后,他成了扎克伯格最倚重的记者。Facebook召开第一次F8开发者大会时,他去了Facebook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近距离地观察这群年轻人如何工作。他看到办公室里堆满了快餐盒和网线,而扎克伯格常常拿着一把剑挥舞,他将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持剑向前,直戳向他想聊天的那个人。

        扎克伯格有两套名片,一套上面写着“CEO”,另一套则是“我就是CEO……婊子!”当他们去和著名的红杉资本谈风险投资时,故意迟到,穿着睡衣进场,甚至故意不推销Facebook,而是换成了另一个不为人知的项目Wirehog。推销的PPT题目是:“为什么你不该投资Wirehog?”前面几条还是严肃的“没有盈利”、“有可能被起诉”,后面就成了,“我们迟到且穿着睡衣”。最后一条则是,“我们出现在这儿只是因为你们的一个合伙人非让我们来”。

        很多人不欣赏马克•扎克伯格的幽默感,但大卫觉得这只是一个年轻人的个性。他们很快成了朋友。所以,当Facebook的用户数增加到1400万时,大卫决定要写一本关于Facebook的书,他们甚至一起去了Facebook在欧洲的路演,在硅谷观察他们工作了一整年,采访了21位Facebook的创始人与高管团队、17位核心员工,还包括比尔•盖茨、马克•安德森在内的35位各界名流。

        记者提到Techcrunch(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科技博客)创始人迈克尔•阿灵顿将大卫与Facebook比作《暮光之城》中的贝拉与爱德华,暗讽大卫被Facebook迷惑之时,大卫突然狠狠抓住桌角,整个身子向前倾,“我告诉你,这都是狗屎!”

        阿灵顿诟病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没有采访温克沃斯兄弟和萨沃林,就是电影《社交网络》中控告Facebook的人。大卫说,“大家关注他们只是因为那部电影。但温克沃斯兄弟对今天的Facebook毫无贡献。惟一让我遗憾的是萨沃林拒绝了我的采访,尽管我非常努力地花费了数个月时间和他的律师交涉,但他的律师还是拒绝了我。”

        马克怎么看这部电影呢?“他觉得无所谓,很有趣,但这部电影不是真的。”他耸耸肩。“马克没怎么为名利所改变。你知道他要想和超模们上床有多容易?但他不会。他还是和他的华裔女友在一起,而他的女友非常直率,她会当着大家面直斥马克,也不会因为马克如此富有而放弃追求自己的医学事业。这就是马克想要的。”

        时代的助推器

        在哥伦比亚,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因为愤怒FRAC游击队而在Facebook上建了个群组,一个月后,1000万人在同一天走上哥伦比亚近百座城市的街头,响应了他的号召。这一切都源于他在自家卧室里沮丧地创建的这个小组。

        这个故事在今年有了更新的版本。突尼斯的年轻人喜欢手舞足蹈地讲述,本•阿里不让他们再登陆Facebook和Twitter,是如何迅猛地点燃了他们压抑已久的怒火。

        “这不是马克愿意谈论的事情。一部分原因是他是公司的CEO,谈论这些事情会让Facebook进入某些国家受挫。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想用Facebook达到政治诉求,这是你的自由。但对于马克来说,Facebook并不仅限于此。”政治并不是扎克伯格惟一关心的事情。

        但不可否认,政治给扎克伯格带来许多麻烦。不仅是在中东,在西班牙、以色列和印度,人们因为社会阶层的矛盾和经济延缓增长的麻烦,纷纷利用Facebook开始了各种变革。伦敦骚乱之后,也有人将矛头归结到Facebook上——这让很多地方的政府(尤其是在集权国家和独裁国家)对扎克伯格很是不满。不管他是否承认,Facebook的确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助推器,它不是矛盾的发动机,但的确使这些矛盾迅速激化。现在,在Facebook上,年轻人发起的各种社会活动已经不是以年或月来计算次数,而是以周甚至天。

        离开《财富》后,大卫自己创建了一家叫作Teconomy的公司,名字来自Technology+Economy,他笃信科技将会带动经济发展,并最终改变经济。当我们聊到科技促成社会信息流动加快,整个社会结构因此而变得更加透明和扁平时,他变得格外兴奋。

        “这才是马克所想的。”他随手拿起自己的护照,“以前只有政府拥有人的各种信息,我的护照由美国政府发出,在世界各地,这是辨别我身份的独特标识。但现在,你只要登陆Facebook,就会看到我的各种信息。我的家庭、爱好和工作,甚至我的电话号码。想一想,全世界有8亿人如此信赖Facebook。”

        在中国,通过一次次改版越来越向Facebook靠近的新浪微博,无疑也拥有了这样的资本。人们很快发现,在互联网世界,没有秘密经得起考验。那些流传出的报告、记录和照片,那些自以为私密的谈话,其实都有迹可循。信息正在源源不绝地被人类生产出来,而人类本身的行为方式和目的,也都通过这些信息被重组起来。

        2009年,当Facebook在伊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后,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有史以来第一次,穆斯林中的温和派拥有了展现自己力量的舞台——网络。”

        当人们登录Facebook后,普通人开始成为信息与组织的源头,他们可以通过彼此相通的体验、爱好或者目标而联系,信息以病毒方式传播出去。转发、围观和加入群组的力量都不容小觑。

        而这也是扎克伯格一直在做的事情,用各种手段让信息的流通变得更加顺畅与平滑,更加没有阻碍。“他从来没有以让Facebook成为一家著名公司,或者自己成为一个富人为目标。当我夸赞他是一个天生的CEO时,他甚至面露厌恶,像被侮辱了一样告诉我,‘我从来没想过要运营一家公司。对我来说,商业只是完成我的雄心的一种方式。’”至于这些流传甚广的信息会让社会发生怎样的变革,这不是他想要控制的事情。而且,在他的意识里,信息流通的结果一定会是更好,而不是更坏。

        与雄心并存的是风险,当一家公司控制着超过八亿人的详细身份信息后,隐私的问题随之而来。人们凭什么相信Facebook可以控制好这些信息大卫和扎克伯格就此谈过很多次,“事实上他一直在犯各种错误,我一直认为他不明白,当Facebook成为一家重要网站后,他们和政府之间会出现多么巨大的龃龉。另一方面,他也太不会解释Facebook会如何保护人们的私隐了。他好像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人们应该公开自己的信息,因为这样社会才会更透明。但这太激进了。就连他自己也不会在Facebook上透露自己的私生活状况。”

        但现在Google公布了Google+,扎克伯格已经有所警醒,“由一家公司去控制人的社交活动其实相当危险。所以Google+的出现是好事,Facebook会明白他们应该像Google+一样尊重人的隐私。如果哪天,Twitter和Google结盟了,那他们就真的得忧心忡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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